基于信息化发展视角下精准扶贫的策略研究

基于信息化发展视角下精准扶贫的策略研究

时间:2020-03-20 22:46 作者:admin 点击:
阅读模式

确保贫困人口到2020年如期脱贫——我国已向全国、全世界立下了扶贫攻坚决战决胜的军令状。据《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6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仍有4335万人,脱贫攻坚任务依然严峻。2015年11月,党中央和国务院发布《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中把贫困地区实施信息化作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工作,明确提出要加大“互联网+”扶贫力度,加快推进宽带网络覆盖贫困村。2016年4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可以发挥互联网在助推脱贫攻坚中的作用,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让更多贫困群众用上互联网,让农产品通过互联网走出乡村。”然而,目前在扶贫工作领域中,贫困地区普遍信息闭塞,贫困村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全国性的、信息共享的精准扶贫信息系统还没有建立,驻村扶贫干部信息化应用不足。在学术研究方面,信息化与反贫困战略思想的结合在国内外出现的时间较晚,我国学术界信息化扶贫的思想在二十世纪90年代才开始萌芽,信息化如何“精准”扶贫,精准扶贫工作如何科学地与信息化技术结合,目前国内研究不足,文献较少,尚未形成完整的、系统性的理论体系。

本文认为,要加快我国贫困地区信息化建设水平和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真正发挥信息技术在脱贫攻坚中的作用,需要基于信息化发展的视角,以公共产品理论、信息不对称、信息贫困理论等来支撑,探究出一个完整的、系统性的信息化精准扶贫策略。

一、文献回顾

(一)精准扶贫

精准扶贫的概念最早源于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到访湖南湘西的讲话。“精准扶贫”是相对于“粗放扶贫”而言的,围绕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精准考核四个方面对不同致贫原因的贫困户和贫困人口进行措施管理(王思铁,2016)。

精准扶贫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精准识别,将贫困户和贫困村精准识别出来,并建档立卡。只有精准地识别出贫困户,才有可能使扶贫政策和项目瞄准贫困对象。二是精准帮扶,有针对性地分析每个贫困户、贫困村的致贫原因,采取具有针对性措施。三是精准管理,对扶贫对象以及扶贫绩效的精准管理,一方面通过贫困户信息网络系统实行动态管理,及时跟踪监测扶贫举措与实施效果,实现扶贫对象的有效进出,另一方面通过建立扶贫资金信息的披露制度和扶贫项目、对象的公示公告制度,确保财政扶贫资金能够正规使用。四是精准考核,对地方扶贫部门和帮扶干部进行量化考核,奖优罚劣(孙璐,2015)。

关于精准扶贫,国内学者的研究领域较窄,更多的有学者从案例分析的角度,通过各地政府的精准扶贫案例来总结归纳精准扶贫的方法。李鹍(2014)以湖北恩施自治州龙凤镇为例,提出精准扶贫是通过对贫困户和贫困村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和精准考核,来引导各类扶贫资源优化配置,进而实现扶贫到村到户,促进贫困地区彻底脱贫致富的。程文燕(2014)分析了江西省鄱阳县的精准扶贫实施情况;还有学者提到了信息化的方式实现精准识别,如邓维杰(2014)指出当前在精准识别环节中,出现了突出的对贫困户的排斥现象,对贫困人口规模的人为限定形成的规模排斥、集中连片扶贫开发对片区外贫困群体的区域排斥,影响了精准扶贫的实施效果。实现精准扶贫,关键是要通过建立信息网络,完善目标瞄准机制下的贫困村和贫困户识别过程中对贫困群体的恶意排斥和过失排斥等。

(二)信息化精准扶贫

信息化与反贫困战略思想的结合在国内外出现的时间较晚。在二十世纪90年代,我国学术界关于信息化扶贫的思想开始萌芽。早期学者们主要从信息扶贫的概念出发,讨论信息化运用在扶贫中的可能性和实施的思路,杨学农,林全营(1998 ) 较早提出“信息扶贫”的想法,并提出“信息势”的概念。当前,城乡信息化建设的程度存在明显差异,农村地区的信息化程度远低于城市,存在巨大的“数字鸿沟”,会加大贫富差距(李锦,2006),必须实行信息扶贫,消弥“数字鸿沟”(胡桂英和陈诚文,2007)。多数学者认为信息通信等技术,尤其是GIS技术、大数据技术等,可以降低农业生产和农产品交易成本、创造就业、促进社交和人力资本的扩大、带动经济增长。由此可见,推动信息化建设对于促进农村地区,尤其是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居民收入提高等具有重大促进作用。上述学者认为信息化扶贫的方法有加强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扶贫帮困数据库建设,培养信息化人才,发展农村教育和信息培训以及运用地理信息系统(GIS)和精准技术组合发展“精准农业”、电商扶贫等等(王斌和刘维,2006;谢俊贵,200 3 ;汪向东和王昕天,2015),还有学者建议主管部门尽快把电子商务扶贫为代表的信息扶贫纳入主流的扶贫政策体系之中,通过电子商务引导产业扶贫开发,引入电子商务金融扶贫(汪向东,王昕天,2015),但是,关于信息化扶贫的实操思路,仍然不完备,没有出现一个完整的、系统性的信息化扶贫理论体系。而关于信息化如何“精准”扶贫,学者的研究不足,几乎难以搜索到相关文献。

二、理论基础

(一)扶贫是一种准公共产品,具有非排他性和不充分的非竞争性。

扶贫问题的研究是公共经济管理学科的重要研究内容,扶贫问题实质上就是一个公共产品供给的问题。公共产品包括了纯公共产品(Pure Public Goods)和准公共产品(Quasi Public Good),纯公共产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其中非竞争性指的是边际成本为零和边际拥挤成本为零,一般由政府或社会团体提供。准公共产品具有非排他性和不充分的非竞争性,扶贫就属于这一类。扶贫产品的供给具有非排他性的。因为,对于贫困户在享受扶贫政策带来的好处的同时不会影响其他贫困户享受这一好政策,但是,扶贫产品在非竞争性上表现不充分,具有“竞争性”和“拥挤性”的特点,即:在既定的扶贫资源下,在“竞争性”影响下,贫困户一个人享受扶贫资源时会造成其他贫困户获得贫困资源的减损;“拥挤性”作用下,贫困户数量的增加,政府提供扶贫资源的负担会加重,造成准公共产品供给的成本增加。

(二)信息不对称导致政府对扶贫这一准公共产品分配效力低。

信息不对称指的是不同参与方拥有的信息不均等。经济学上的“委托—代理”是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交易中出现的,委托人和代理人的区别在于代理人在交易中拥有信息优势。在扶贫工作中,在上传下达的扶贫工作模式中,上级政府和下级扶贫单位(地方扶贫单位、帮扶干部)就是委托代理关系。上级政府由于不能充分了解贫困户的真实情况,在安排扶贫工作、分配扶贫资源的过程中,往往通过任命更为熟悉扶贫工作、更加了解贫困户的一线扶贫干部和委托一线帮扶单位的方式,通过他们具体分配扶贫资源,完成扶贫工作。在这个过程中就会出现信息不对称(asymmetric information)。在信息共享程度低的情况下开展扶贫,上级政府将有限的扶贫资源这一准公共产品提供给下级扶贫单位,对下级单位在贫困户识别、分配扶贫资源和建档立卡、脱贫成效、工作绩效等具体的扶贫工作全过程无法充分掌握,导致上级政府作为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无法科学合理进行扶贫这一准公共产品的分配和管理,造成扶贫效率低下。

(三)“信息贫困”加剧贫富差距。

“信息贫困”主要体现为“数字鸿沟”,具体是指在信息富有地区和信息贫困地区在信息基础设施、信息资源和信息服务方面存在巨大差距。通过整理国内外学者有关“信息扶贫”的研究发现,城乡信息基础设施、信息资源和信息服务建设的程度存在明显差异,加剧了贫富差距,也就是说“信息贫困”会导致“经济贫困”,“信息富有”会导致“经济富有”。具体表现在,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可以有效创造就业机会、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农业生产和农产品交易成本,越是信息富有地区经济越发达,越是信息贫困地区经济越滞后。因此通过信息扶贫,消弥“数字鸿沟”至关重要。而20世纪50年代的“信息革命”推动生产力巨大发展的事实,以及以此形成的“信息生产力”理论,更是佐证了信息对提高贫困地区生产力、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作用。由此可见,消除“信息贫困”,推动信息化建设对于促进农村地区,尤其是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居民收入提高等具有重大促进作用。

三、精准扶贫信息化面临的问题和机遇

(一)精准扶贫面临的问题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扶贫攻坚历经救济式扶贫阶段(1949-1978年)、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扶贫阶段(1978-1985年)、开发式扶贫阶段(1986-1993年)、扶贫攻坚阶段(1994-2000年)、基本消除贫困政策阶段(2001-2010年)、精准扶贫同步小康发展阶段(2011年至今)六个发展阶段,我国的扶贫方式逐渐从粗放逐渐走向精准。但具体工作中仍然存在贫困居民“假脱贫”、“被脱贫”、扶贫资金和项目“扶假贫”的问题,“精准扶贫”的思想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提了出来。

精准扶贫工作实施以来里取得了显著成效,贫困人口和贫困发生率显著下降。按照每人每年2300元的农村贫困标准计算,2016年农村贫困人口4335万人,比上年减少1240万人;贫困发生率4.4%,比上年减少1.3个百分点。详见表1:

表1 按现行农村贫困标准衡量的农村贫困状况

年份

贫困发生率(%)

贫困人口规模(万人)

1978

97.5

77039

1980

96.2

76542

1985

78.3

66101

1990

73.5

65849

1995

60.5

55463

2000

49.8

46224

2005

30.2

28662

2010

17.2

16567

2014

7.2

7017

2015

5.7

5575

2016

4.4

4335